德勒兹 | 在美国,写作必然是痉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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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2-05-13 07: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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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批评与临床》,原文标题为《惠特曼》,标题为编辑自拟。



在美国,写作必然是痉挛性的

文 | 【法】吉尔·德勒兹

译 | 刘云虹 曹丹红


惠特曼十分坚定而平静地说,写作是碎片式的,美国作家应致力于碎片式写作。他仅仅向美国发出呼吁,仿佛欧洲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停滞不前,正是这一点令我们感到困惑。然而,也许应该回忆起荷尔德林发现的希腊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差异:一切对希腊人而言天生的东西,欧洲人都必须后天获得或赢得,或者相反。

在另一种方式下,欧洲人与美国人也同样如此:欧洲人对有机整体或组合具有天生的意识,但他们必须获得碎片的意识,而这只有通过对悲剧的反思或对灾难的体验才能做到。美国人则相反:他们对碎片的意识与生俱来,他们必须征服的,是对整体、对美妙组合的意识。碎片就在那里,以一种非审慎的方式存在,先于任何努力:我们制定计划,然而,当行动的时刻到来时,“我们仓促行事,让匆忙和粗糙的形式比有条不紊的工作更好地讲述历史事实”。因此,美国所特有的,并非碎片性,而是碎片式的自发性:“自发的与碎片式的,”惠特曼说。

在美国,写作必然是痉挛性的:“只是这个时代的真正恐慌、热情、烟雾与激动的片段。”然而,正如惠特曼明确指出的,“痉挛性”不仅构成写作的特点,同样也标志着时代与国家的特征。

如果说“碎片”是美国的固有属性,是因为美国本身就是由各个加入联邦的国家和移入的民族(少数民族)构成的:到处都是碎片的汇集,南北分裂——即战争——的威胁挥之不去。美国作家的经历与美国的经历密不可分,即使当他不谈论美国时。

正是这一点将集体陈述的直接价值赋予碎片式的作品。卡夫卡曾经说,在次要文学,也就是少数派文学中,没有任何私人历史不是立即成为公开、、民众的:,而不是特殊个体的事务。

既然美国声称把最多种多样的少数民族结合为“充斥着不同民族的国家”,那么,美国文学不正是典型的次要文学吗?美国接纳外来作品,介绍所有时代、所有地域和所有民族的范例。最简单的爱情故事将国家、民族和部落置于其中;最个人的自传也必定是集体的,就像我们在沃尔夫或米勒(Miller)的作品中看到的那样。这是一种民众文学,由人民和“普通人”,而不是由“伟大的个人”所创造,就像美国的建立一样。而且,依此观点来看,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个总是分裂、碎片、相对的“我”与欧洲人那个主要、全部、唯我的“自我”截然不同。

作为异质部分总和的世界:无止境的拼凑,或干垒石堆砌的无限制的墙(水泥砌成的墙,或拼图的碎片重新组成整体)。作为采样的世界:样本(“典型”)都是独特之物,是从一系列普通东西中显露出的卓越而无法纳入整体的部分。时间的样本,惠特曼说。事件的样本,场景或视野的样本。因为,有时候,样本是事件,这依据被空间间隔分离的各部分之间的共存(医院里的伤者),有时候,样本是视野,这依据被时间间隔分离的某一行动的各阶段的连续(没有把握的战役中的时刻)。在这两种情况下,法则是分裂的法则。碎片是颗粒,是“细粒”。选择独特事件和次要场景比任何对整体的重视更为重要。正是在碎片中呈现出隐藏的背景,或卓越或疯狂。碎片是对血腥或宁静的现实的“偏离反射”。

碎片、令人瞩目的部分、事件或视野还必须被一种特殊行动提取出,这种特殊行动恰恰在于写作。惠特曼的碎片式写作并非由格言或分离,而是由一种不断调整间距的特别句型来说明特征的。就好像句法——这一句法构成句子,使其成为一个能够不断修改自身的整体——在解放一个违背句法的、无止境的句子时趋向于消失,这一违背句法的句子不断延伸,或生长出破折号,来作为时空间距。有时候,这是一个偶然的列举句,对不同情况的列举趋向于一览表(某医院里的伤者、某地的树木);有时候,这是一个绵延的句子,仿佛阶段或时刻的汇编(战役、牲畜传送装置、接连不断的成群黄蜂)。变向、分岔、断裂、跳跃、延伸、萌芽、插入,这几乎是一个疯狂的句子。梅尔维尔指出,美国人没有必要像英国人那样写作。同样,惠特曼援引了一种“没有欧洲的痕迹或色彩,没有它的土壤、记忆、技巧和精神”的美国文学的必要性。他们必须分解英语并使它跟随一条逃逸线疾行:让语言痉挛。

碎片的法则既适用于自然与历史、大地与战争,也适用于善与恶。在战争与自然之间,显然有一个共同的原因:自然成队列地绵延前进,分为许多门类,就像不同的军团。乌鸦的“队列”、黄蜂的“队列”。然而,尽管碎片以最自发的方式无处不在,我们发现,整体或整体的近似物仍然需要被征服,甚至被创造。但惠特曼偶尔以宇宙要求我们融合为理由提出整体的观点;在一次特别“痉挛的”沉思中,他说自己是黑格尔的信徒,断言只有美国“实践”黑格尔的思想,并提出有机整体的基本权力。他如此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像在泛神论中找到膨胀自我的理由的欧洲人一样。然而,当惠特曼以自己的方式与风格说话时,显然有一种整体应该被建立,自相矛盾的是,这个整体只在碎片之后到来,并将碎片完好地保存,不打算将它们整体化。

这个复杂的观点取决于一个对英国哲学而言十分珍贵的原则:关系独立于它们的项之外……对这一原则,美国人将赋予新的意义和新的发展。从那时起,我们确定,关系是能够也应该被建立、被创造的。如果部分是无法被纳入整体的碎片,人们至少可以在它们之间创造出非预先存在的关系,以此证明历史的进步和自然的演变。惠特曼的诗呈现出如此多的意义,以至于他与各种各样的对话者都建立了联系:大众、读者、国家、大洋……美国文学的目标是在密西西比河、落基山脉和北美大草原等美国最形态各异的地理风貌之间,在它们的历史、战争、爱情和发展的各个层面之间建立联系。关系的数量越来越多,品质越来越精美,就如同自然与历史的原动力。相反,战争:它的摧毁行为针对一切关系,最终的结果是医院,普遍意义上的医院,也就是兄弟互相不理睬的地方,就是垂死的部分、残废者的残肢断臂极度孤独而没有联系地共存的地方。

非既定的、始终处于更新之中的对比与互补构成色彩的关系;惠特曼也许创造了历史上最多彩的文学之一。不断更新、创造的对位法与应答轮唱的颂歌构成声音关系或小鸟的歌唱,惠特曼对它们的描绘令人赞叹。自然不是形式,而是建立关系的过程:它创造出一种复调音乐,它不是整体,而是集会、“教皇选举会”、“全会”。自然与所有共生、亲善的过程密不可分,这些过程并非预先给定,而是在充满生命力的异质之间形成,以便建立一系列不断运动的关系,这些关系使一个部分中的旋律作为动机介入另一个部分的旋律中(蜜蜂与花)。关系并非内在于整体中,更确切地说,是整体源于某一时刻的外部关系,并与之一起变化。在任何地方,对位关系都应被创建,并对发展产生影响。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同样如此。惠特曼与幼小的栎树建立了一种体操关系,一场肉搏战:他没有与它们融合或混同起来,而是令某件事情在树木之间、在人体与树木之间双向地发生,身体接受了“一点稀薄的汁液和弹力纤维”,树木也接受了一点意识(“也许我们进行了交换”)。

最后,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也同样如此。人也必须创建与他者的关系:“友情”是惠特曼用于指称人与人之间最高层次关系的伟大字眼,这并非依照某种总体情境,而是根据独特特征、情感状况和相关碎片的“内在性”(例如,在医院里与每一个孤独的垂死者建立一种友情关系……)。于是,一系列变化不定的关系被缔造,它们不混同于某一个整体,而是产生出人类在某种情况下有能力征服的唯一整体。友情就是这种变化性,它意味着与外在的相遇,意味着灵魂在没有遮蔽的“大道”上的行进。正是在美国,友情关系被认为拥有最广的外延和最大的密度,、大众的感情:不是整体主义或极权制,而是“联合主义”,正如惠特曼所言。。民主和艺术本身都只在它们与自然(空气、光亮、色彩、声音、夜晚……)的关系中形成一个整体;否则,艺术将陷入病态,民主将沦为欺骗。

同志的社会,这是美国的革命梦想,惠特曼为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个梦想在苏维埃社会的梦想之前就已经落空了,被背弃了。然而,这还是美国文学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现实:碎片的自发性或固有意识;对每一次获得或创造的充满生命力的关系的反思。自发的碎片构成某种因素,通过这个因素或在这个因素的间隔中人们达到对自然与历史最伟大的凝视与充满智慧的聆听。




编辑 |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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