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我失去了席勒,也失去了我生命的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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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03-20 22: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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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有个帮》VS史上最浪漫的疯子(十)弗里德里希·席勒


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第270条说:“面对别人的高深的造诣,除了爱以外别无补救之道。”



歌德生于贵族家庭,父亲是皇家参议员,母亲是法兰克福市议会会长的女儿。25岁时他便写出了轰动欧洲的中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并曾担任魏玛公国要职主持大政。可谓声名显赫,才华横溢。

 

而比歌德小10岁的席勒却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席勒就被歌德的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深深倾倒,从此他开始梦想结识歌德。后来,席勒在耶拿大学任教的日子里,他曾想尽一切办法吸引歌德的注意,甚至公开批评歌德的著名剧作《哀格蒙特》来吸引注意。可他等来的只是冷淡和漠然,近在咫尺的歌德彬彬有礼地回避着他。



但是席勒并没有因此放弃,1794年8月23日,他给歌德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在这封信中,席勒对歌德表现出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深刻理解,终于击中歌德尘封心底已久的梦想,令他感到遇到了一个知己。歌德从那封信中感到自己所缺少的理性,感觉自己需要接受席勒的思想。


这是1794年7月下旬的一天,阳光透过树梢洒在湿热的地上,歌德和席勒相见交谈,而从他们相遇的第一面开始,两人相互间就有了一股吸引的力量。歌德开始承认:“席勒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他把靠近他的一切人都把握得紧紧的。”

 

一周以后,两人再次交谈。这次谈的不再是自然科学,而是文学艺术,两人各就自己的创作理论以及德国文学现状等交换了意见,他们的见解竟然出奇地一致,这使席勒大为惊讶。

 

在这次畅谈之后,席勒写了一封信给歌德。在这封信中以独特的眼光和见解,分析了歌德的精神历程,而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深刻而准确地对歌德作出评价。在信中,他也谈到自己的缺点。最后,席勒阐述了双方观点上可能一致的地方,歌德在后来的复信中说:“在这一周里有我的生日,而对于我的生日来说,没有任何礼物能比您的来信使我更感快慰的了。”紧接着,他也表达了今后两人合作的愿望:“……我们双方彼此清楚了我们目前达到的地方,这样我们就更能不间断地共同合作。”

 

此后,歌德盛情邀请席勒来魏玛家中做客,共同拟定了一个旨在繁荣民族文化的合作计划。于是,两位伟大的文学家硕果累累的合作时代开始了,这一合作为歌德带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也为德国文学带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代。


 


其实,早在很久之前,两人就有了思想上的相似。席勒17岁时创作的《强盗》,(被称为“德国第一部政治倾向戏剧”)和歌德的第一篇戏曲《葛兹•冯•伯里欣根》就已经存在一定的想通之处了。他们彼此在自己的作品中都有了对方的影子,使得双方建立深厚的友谊成为了可能。

 

歌德与席勒的友谊是足以照彻欧洲文学史半边天空的传奇。年长成熟的歌德给了席勒安定的呵护,而年轻热情的席勒给了歌德新的创作热情,于是《浮士德》诞生,它的光焰穿过历史的黑暗点亮了如今的天空。倘若没有魏玛城中的相遇、相知、相辅相成,歌德也许仍限于琐杂的政务中,而席勒也许已在困窘的生活面前湮没无闻。无法想象,没有他们,十九世纪的文化之火将会黯淡到何种地步。

 

“像席勒和我这样两个朋友,多年结合在一起,兴趣相同,朝夕交谈,互相辩论,互相影响,两人如同一人,所以关于某些个别思想,很难说其中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有许多诗句是咱俩在一起合作的,有时意思是我想出的,而诗是他写的,有时情况正相反,有时他作第一句,我作第二句,这里怎么能有你我之分呢?”这是歌德在回忆他与席勒的合作说的话。

 

1805年5月,席勒不幸逝世,歌德为此痛苦万分:“我失去了席勒,也失去了我生命的一半。”1832年,歌德去世,而后,在魏玛陵园的城南,便有了一座陵墓,门首是罗马式圆柱,进去是一个厅堂,屋顶是蓝色的拱形盖。墓室建在地下。歌德和席勒的灵柩并排摆在中央,德国这两位文坛泰斗就这样安息在这里。从此,这一对好友生死相依的真挚友情化为了千古流传的永恒赞诗。




余秋雨谈“歌德与席勒的友谊”

“就人生境遇而言,歌德和席勒始终有很大的差距,歌德极尽荣华富贵,席勒时时陷入窘迫。

 

他们并不是一见如故,原因就在于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在两颗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这种警惕,对旁人是一种永久的隔阂,而对知音,却是一种慎重的准备。

 

席勒命苦,只享受这份友情十年。歌德比他长十岁,但在席勒死后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怀念。

 

在他们交往期间,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帮助席勒,让他搬到魏玛来往,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后帮他买房,平日也不忘资助接济,甚至细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帮助是具体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创作活动。反过来,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才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经被政务缠疲了的创作热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于是,这对友人,身居小城,开启了欧洲文艺史上的一个时代。

 

他们已经很难分开,但还是分开了。上天让他们同时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后来又在病床上得知挚友亡故,泣不成声。席勒死时,家境贫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属的选择,而是家属的无奈。病中的歌德不清楚下葬的情形,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的心里了。

 

没想到二十年后教堂地下室清理,人们才重新记起席勒的骨骸的问题。没有明确标记,一切杂乱无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这事使年迈的歌德一阵惊恐,二十年亡友的思念一种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对于亡友后事的疏忽。他当即自告奋勇,负责去辨认席勒的遗骨。

 

在狼籍的白骨堆中辨认二十年前的颅骨,这是连现代法学鉴定家也会感到棘手的事,何况歌德一无席勒的医学档案,二无起码的坚定工具,他唯一借助的,就是对友情的记忆。这真是对友情的最大考验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遗失了声音、遗失了眼神,甚至连肌肤也遗失了的情况下仍能认出朋友的遗骨呢?歌德找到了唯一可行的办法:捧起颅骨长时间对视。这二十年前那些深夜长谈的情景的回复,而情景总是有删削功能和修补功能。于是最后捧定了那颗颅骨,昂昂然地裹卷起当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着前后左右反复端详,最后点点头:“回家吧,伟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颅骨捧回家中安放,随后着手设计棺柩。那些天他的心情难以言表,确实是席勒本人回来了,但所有积储了二十年的倾吐都没有引起回应,每一句都变成自言自语,这种在亡友颅骨前的孤独是多么的强烈,苍老的歌德实在无法长时间承受,他终于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为席勒找了一块比较理想的迁葬之地。

 

谁知一百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勒的棺柩被保护性转移,战争结束后打开一看,里面又多了一颗颅骨。估计是当初转移时工作人员手忙脚乱造成的差错。

 

那么,哪一颗是席勒的呢?世上已无歌德,谁能辨认!

 

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才觉得有必要脱身而出。在一个没有歌德的世界,他脱身而出也只能领受孤独,因此也许是故意,他自甘埋没。

 

由此,令人明白世间本应有更多的杰出人物,只因为没有足以与他们对应的友情,他们也就心甘情愿地混同庸常,悄悄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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