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省青年”的34年精神年轮

袁复生 摄影/韩国强

他下巴有一撮小胡子，大眼镜后的那双小眼睛，漫不经心地看你一眼，几乎不带任何情绪，让人不知道那一眼是喜欢、抗拒还是根本就不关心，这是第一次见到袁复生给的距离感。

他个子不高，但当他在你面前坐下，身子舒服往后靠，眼神也不看你，哗啦啦干净利落地拆开碗筷，自带一股江湖气。

百度他的名字，在不同年份下，会出现不同的身份标签：主编、书评人、策展人，执行总裁。这已经昭示了近几年他最大的转折，从“长沙文艺招待所所长”变成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执行总裁，对话嘉宾从钟叔河、马悦然、刘道玉、梁文道、陈志武、贾平凹等大咖，到火锅餐饮、背包、照明等公司老总，他离开了文化现场，前往文化商圈。问，“会不会觉得降低了格调？”答：“不过为了谋生。”

再查查他的履历，物理起点是：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黄桥镇安乐村二组。现在的坐标是：上海长宁区的某栋写字楼里。地理距离相差1300公里，需要跨越村、县、市、省等行政单位。人生的距离是一个农村少年走到一线城市的34年攀援之路。

身处一线城市，他自我定位为“外省青年”，并在此时出版了第一部作品《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收录了2004年至2016年的零碎篇章和对话，希冀展示一个人精神发展的年轮，他说，“我的目标受众是：与我有相似经历，行走江湖，初心还在的人。”

因为长沙和上海的距离，采访的方式是电话。周四上午10点半，电话里传来他似未睡醒的嗓音和咳嗽声，“感冒了，不好意思。”他致歉。

《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分为三个部分，知名专栏作家“十年砍柴”直言不讳地说，“我更喜欢第一部分，‘故乡•洞口记梦’，窃以为如果整本书都是写洞口这个湘中美丽山区县的风物人情，写作者在故乡的村落和小镇所经历的那些人与事，这本书的价值可能会提升许多。”

采访的话题也自然从故乡说起，那是邵阳县一个一千多人的村庄，名为安乐村，一个从没上过百度新闻搜索的地方，普通而平静，1982年，袁复生就出生在这里。

与其他孩子相同的是，父母皆务农，不同的是，父亲袁立来还有一个身份是邵阳楹联协会会员，“他喜欢古典文化，喜欢研究音韵、对仗、格律，”袁复生说，“小时候，我就看见父亲跟协会的会员们一起讨论聚会，还定了一份古典诗词杂志，名叫《双清》。偶尔还能在农村上茅厕时读读泛黄的《文史知识》，看看里面《黥面天子——郭威》这样的故事，甚至多年之后还记得里面对古典词汇‘清空’的讨论文章，一切因陋就简，似懂非懂，又自然而然。”

在文化程度普遍不太高的农村，父亲的这份喜爱是少有的，村里有人过世，请他写挽联，小时候很多娱乐场景、美食场景，都是他陪着父亲在别人的灵堂之夜，看傩戏，听父亲写好念完就烧掉的祭文，无知无畏，懵懂生死。春节请他写对联，平常请他修族谱，跟文字有关的都会找他，算得上是一方乡贤。

而离他家不远处，住着一位陈先生，是父亲的前辈好友，“生于民国年间，上过私塾，住在一幢土砖房，屋后有两棵橘子树，生活清苦，却收拾得干干净净，很清爽，他跟父亲经常在一起，逢年过节作诗写对联。”

在没有图书馆、没有电视的农村和童年里，像与陈先生那种闲聊以及游戏着“对对子”的交往构建了他不多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起点并不低，有一定基础。后来明白，精神生活让人有一种优越感、趣味与尊严。”

多年后，当“十年砍柴”的父亲过世，袁复生从上海赶回，翻过重重山丘，在灵前致祭，并写下一首诗赠予他，名为《春天池塘的告别》，“越过山头就是光亮昼夜的院子/流过池塘就是等待发芽的稻子/大米如此孤独/在祭坛沉默呼吸/这是寂静时刻/远方的兄弟穿过河流和隧道/相逢于清凉的宁静悲伤/少年跳上竹筏/少年爬上货车/无数风景背后的父亲/最后回到了故乡”。这，隐隐看得见热爱诗词歌赋的父亲的影响，而这应该也是这个外省青年精神成长的起点。

袁复生 摄影/韩国强

在他的记忆里，父亲有些怀才不遇的伤感。17岁的他，也遇见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击。在《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中，他将1999年，称之为“幸福与青春全部死去”。

这时，他已经发生了第一次迁徙，从村庄到了县城读书。他在文章中描写1999年的生活，那是和同伴躲在碟屋狭小的阁楼里，不知疲倦地吐出白色的眼圈；坐着中巴车，游荡在相邻的城镇，探望自己暗自喜欢的女孩和她们的女友，从桌球厅旁的小酒馆被劣质的葡萄酒灌醉，睡不着时翻墙出去，从午夜走到凌晨，在寂寥的大街上踏出清脆的响声。

他唯独没写的是，为什么1999年会成为他青春的分水岭，直到我开始追问，这才低声回忆起来。那一年，17岁的他参加了高考，“考得还可以，超过重本线30多分，入学却出现了一个Bug，被一个大专录取了。”至今回想，语气里仍有愤慨，“那瞬间，像个傻子，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那趟考试，却出现这样的结果，从没经历过的煎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

多年后，他在文章中写道，“在我的世界观中，县城是中国城乡社会里最重要的驿站，是农家子弟能够进入城市生存发育的一个基本的过渡地，也是一种上升管道。最聪颖的他们，可以通过一场艰难的搏杀考试，开始接受到完整平衡的教育，用城市的生活方式让自己变得自信。”

毫无疑问，1999年的遭遇，让他在这一场搏杀中莫名其妙地败下阵来，“我们怀着希望和失望，理所当然或纯属意外地被送到那所名为‘晨光学校’的补习学校，等待着命运的拼搏或者重复等待。”

第二年，他考上了武汉大学。如果人生是一场升级打怪，虽历经挫折，却是又一次升级成功。这个农村少年，从县城进入了省城，还是中国举足轻重的一个城市——武汉。

上大学，武汉这座城市，并未给他太多的美感，“像是中国最大的县城，乱糟糟的。”但感受最深的是文化上的差异。这一年，袁复生的农村老家终于有了电视，问题却来了。

大学里，天南地北的同学聚在一起，聊到童年的记忆，比如动画片《七龙珠》、《蓝精灵》、《舒克贝塔》。他却浑然不知，因为从未看过，“这种感受是明显的，因为没有参与到大众主流文化，关于80后的共同记忆，我是缺失的，仿佛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有一个时间差，生活在不同地方，就像生活在不同年代。”这也是他关于“外省人”的理解。

十年砍柴的阐述更彻底，他认为“外省人”一词用“边地人”或许更为恰当，“此说的“边地”不是地理意义上的，、经济、文化、交通意义上的‘边地’，我以为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之‘边’，亦是说经济、文化上的边缘地位。”

然而，有意思的是，当年的“边地人”袁复生，却在不久后成为长沙第一个大型文化思想公共论坛“晨报大讲堂”的主要推手，张罗各种跨界的“好书饭局”，支持年轻导演拍关于长沙的小电影，策划“未曾忘记：，引领了一座城市的文化生活。“还真是缺什么就补什么，对么？”我说，他在电话里轻轻一笑。

也是这一段时间，已经毕业的他，结识了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并多年保持邮件和见面的交往，“刘道玉校长是1949年后杰出的教育家，最让人欣赏的也不是他的传奇人生，而是理想主义和大事不糊涂的取舍，还有对学生的那种不变的热忱，我似乎在他这里找到了精神的故乡。”在袁复生的新书中，也收录了对刘道玉先生的专访。

这段日子里，他以《晨报周刊》文化版块主编的身份，采访过刘瑜、莫言、贾平凹、苏童、麦家等100余名作家，以及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等评论家，被朋友们戏谑为“长沙文艺招待所所长”，但他心理却有着深深的不安。

他在新书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回，有人因某事与他发生争执，对他大吼：“你这种臭文人。”“一瞬间，我似遭雷击，狠狠地想抄起一根长矛，将其挑起来回击。”“这件事给了我极大警醒：坐而论道，究竟行不行？”他说。

他得出的结论是，不行。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观点：商业才是文化的好朋友。

在实践中，许多艺文活动因为有赞助商的支持而顺利举办，“才让我们努力挣脱‘百无一用’的无力感”，因此，他认为，“文化，相对来说需要赞赏，需要商业的支持，商业可以与文化活动合作。”

“这个观点有没有遇到过攻击？”他回答，“挺少的”。如今，袁复生创业于上海，不仅不在湖南的文化现场，离北京与上海的文化现场，也只是友好观望的关系，“这样的转折有没有阵痛？”我问他。“像是一辈子的委屈都吃完了，”他说，“从甲方变成乙方，需要管理团队，要生存，都是有委屈的。”他不擅长喝酒，很容易醉，但有时候却不得不喝，“现在喝酒主要跟工作有关系，跟谋生有关系。”

虽然委屈，但他相信创业者左志坚的一句话，“创业是中国社会最后的阶层上升通道，它也有自己的逻辑与铁律，像我的朋友马随说的那样，对钱更真诚一点，是最好的态度。”

在《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的末尾篇章，他用一句话总结了过去的34年， “从一个小镇都不是的农村的小学到县城的中学，到地市州的中学复读，到一个省会读大学，再到北京广州长沙上海这样的城市谋生。通过艰难的迁徙（每一次迁徙都意味着一场竞争的出现），我们开始理解世界，开始学习技能，开始拥有一种相对完整的精神生活。这就是我想在这样一本书里呈现的一个基本面貌。”

而他心目中的读者，也是“于我有相似经历，行走江湖，初心还在的人。”对于未来，他有一个理想，“回到农村建一个乡村图书馆，或者说艺文体验馆，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拥有一种选择习惯于精神生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