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丨 国学风云:<谈国学三题>

-回复 -浏览
楼主 2018-02-13 16:13:38
举报 只看此人 收藏本贴 楼主

国学是什么?大家好象都清楚;但一具体到什么是国学?好象又说不甚清楚,仿佛是有点可以意会难于言传似的。翻检几部新旧版的《辞海》、《辞源》一类工具书,对“国学”一词的定义均谓:“本国固有之学术也。”显然,这种释义比较抽象,仍给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


那么究竟什么是国学?国学一词的本源何在?国学所包摄的内容范围又是哪些呢?关于这类提问,我想援借牟润孙先生关涉到“国学”的一文内容作答:



国学风云:<谈国学三题>


1,什么是国学?



——所谓“国学”,其实是一个来自外国的名词,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自称为“汉学”Sinology,文字、语言、历史、地理、考古、民俗、美术无所不包。中国人办研究所,自然不能用“汉学”两个字,于是改称“国学”。几十年来积非成是,大家沿用不疑……虽然中央研究院不用“国学”这个名称,而人们心中所向往的仍是外国人的“汉学”,经过北大、清华,到史语所成立,清代考据余风与外国“汉学”很容易地结合起来,成了“五四”以后中国文史之学发展的根源。(摘引《敬悼陈寅恪先生》一文,原载台湾《新夏》杂志第11期,1970年5月台北出版)


  略需说明的是,“五四”以后,胡适先生首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北京大学率先创办研究所,成立“国学门”。嗣后,清华大学仿北京大学开办国学研究院,礼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开启了一代学风。站在今天来回顾昨天,几十年来文科的顶尖人才主要源于清华研究院,理科的问鼎人物则主要出自西南联大。此是题外话。再其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相继成立,这也就是文中所说的北大、清华、史语所。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学研究之风大盛,有关国学研究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达几十种之多,在当时的学术界,国学之研讨成了一种蔚为大观的气象。检阅历史故实,我以为牟先生对“国学”一词的解说正名是可信的。




2,国学的本源?


“国学”的基本概念已如上所述。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源头来自清代的考据之学。有清一代形成的学术风尚,主要体现在乾嘉诸老的考据之学上。清儒治学讲求证据,即所谓“训诂明义理明”也。顾颉刚先生亦曾说过:考据文章好,好在说话有证据。考据之学又名“朴学”,即朴实之学,它本是针对晚明以来日见空疏的心性之学的一次反拨,但它发展的结果,却形成了学脉学派,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行”,影响十分深远。可见一种学术生命的延续,主要是靠发“内功”,它可能会受到外因的影响,在此时得势,在彼时失势,但它的学术价值却是恒久的。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始,在中国学术界被公认的几位国学大师,基本上亦是承续了清代考据之学的风绪,但又不同于清儒汲汲于训诂考订,而是更上一层楼。如章太炎先生及稍后的钱穆先生,他们在治学的方法上,均是以考据为基础,然又不是专治一曲,而是期于淹贯博通,冶文史哲、儒释道于一炉,既博大又精深。


  中国的学术传统,比较注重于“通”;西方的学术传统,却更强调于“专”。这是由于学术文化背景的根本不同所形成的。在现代社会学术分工日趋细密,学科分支日见纷繁,专家之学是理在必然,但从事物的另一面来看,通人之学就更显稀罕。何谓“通人”之学?葛洪在《抱朴子·尚博》篇中有一解说:“通人总原本以括流末,操纲领而得一致焉。”并斥陋儒不能认识通人博杂的真正价值,“或云小道不足观,或云广博乱人思,而不识合缁铢可以齐重于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数于亿兆,群色会而衮藻丽,众音杂而韶濩和也。”葛洪指出了通人之学能考镜源流、举纲张目的高明处。综观被誉为“国学大师”者,其共有之特点,无不皆是学兼四部、出入经史、腾踔百家的通儒硕学。


  近几十年来,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学术界多不用“国学”一词,对所谓“国学家”也不大以为然。国学与国学家隐隐然代表着一种文化守旧,多少还蕴含有一点贬意。这本是一种偏见,一种不该出现而实际出现的偏见。



3,国学现实意义?


随着时代的进步,学术研究应该贴近时代,好的学说思想还应该对社会发展起积极指导作用。否则,任何一种好思想好学说,一旦脱离实际远离社会,只能是一种装饰品、点缀品,最终有可能会沦为毫无生命的木乃伊。


  我们今天所讲的国学研究,在方法上应该不囿于清人的考据之学,在意义上应该有更大的现实针对性。现在倡导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这其中就有一个辨别、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伦理道德型学说,尽管道家的思想源远流长,但相对而言它不占有主导地位。


《易经》里讲乾坤阴阳,揭示宇宙万物之生命运动,儒道两家的宇宙观俱源于此。儒家比较倾向于乾卦之“自强不息”,而道家比较倾向于坤卦之“厚德载物”,儒家阳刚进取,道家阴柔退守,两者相辅相成,可谓平分乾坤。


儒家比较注重社会奉献,道家比较着重个人自由,因此道家的思想在民间有比较广泛的基础,但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却未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影响作用。现在一说到“弘扬”,当不可不辨良莠,不分巨细,单是儒家的思想,有精华也有糟粕。如儒家讲“三纲五常”之伦理,“三纲”中首先讲的“君为臣纲”,就无法开出现代民主。过去十亿人的大国,共用一个头脑思考,兴衰成败定于一尊,殷鉴未远,教训深刻。“父为子纲”则容易酿造出畸形的血统论。“夫为妇纲”之本身定位就显示出男女不平等。可见“三纲”思想与现代社会已格格不入。而“五常”所倡的“仁、义、礼、智、信”,在人欲横流、物欲横流的今日社会,似能起到道德自律的作用,因此它仍具有积极的正面价值。


如何正确地对待中国固有的学说思想,我以为当代新儒家提出的“创造性的转化”一说较宜,或可使之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发展。



  我们现在所讲的国学,实际上是讲的更广意义上的传统文化。时代不同,研治的方法、意义都应该有新的大的改变。讲国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意义,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认识,一是研究。没有认识,就谈不上研究;没有研究,更谈不上弘扬。今天研治国学,应该不只是停留在整理国故,文化积累的层面,更应该着眼于传统与现代的接榫通轨,打通经脉,古为今用,去粗取精,推陈出新,俾使优秀的学术思想之花结出丰硕的文化生命之果来。

——(原载《东方文化》1996年第一期)


  附记:拙稿《国学三题》,原是十多年前分别发表于《大公报》及《东方文化》杂志上的旧作。日前,因故重检旧作,觉得当年的看法似未完全过时,于是央人照原文打印录制,有意以旧文新刊于“国学网”上。希望对于厘清国学概念,能够起到一点参考辅助作用。


我要推荐
转发到